人物 | 我与母校（下）
档案馆于2016年11月启动了 “石大记忆”工程项目，邀请老专家、老领导、老同志从不同视域、不同角度对“亲历、亲见、亲闻” 的史实进行回顾与讲述，再现学校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。张明洪教授的访谈录分上下两篇，今天我们推出下篇。
07
尽量把课讲得有趣
陈：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您是一个搞科研厉害的老师，但实际上您更是一位优秀的教师，教学效果好，成绩突出，并且学生评价也好。多次被评为四川省和院系先进工作者，86年获得优秀教学工作者称号。请讲讲您在教学上的故事。
张：我上课是很严格的。上我课的学生都知道不能无故缺课迟到，因为不管学校怎么规定，只要缺席三次，不管学得多么好，那你一定补考。另外，我上课学生不会打瞌睡，这也是我从我们学校和西交大的老教师身上学来的，因为这些老师的语言素养非常高，没有什么废话；特别是有两个老师，他们每次讲课总有几个非常精彩的成语，能把很枯燥的东西讲得有趣，我特别佩服。我就想，以后怎样在自己的教学里面加入这些内容。
讲课一定要生动，而生动的前提是必须要把课程内容吃透，不吃透你就不敢讲，只能拿着书和讲稿去念。备课必须要备好、要把讲课内容吃透，要准备充分，才能把课讲得生动有趣。我在担任《理论力学》、《材料力学》的辅导老师时，就利用业余时间和寒暑假，把米歇尔斯基理论力学习题集的1500多道习题，别列耶夫材料力学习题集和乌曼斯基材料力学习题的2300多道习题，逐一不漏地工工整整做在了习题本上。这样下来，对于课程内容的理解就要深刻全面得多，很多概念就能掌握得更深更透，站到讲台上心里就踏实多了。从教以来，无论是讲了多少遍的课，课前我都仍然要认真地重新备课，使课程有新的内容和更有吸引力。
陈：如果有的课比较难，学生容易挂科，您会降低难度或改卷稍微放放水吗？
张：不会，从来不会降低难度。我无论是上本科生课还是研究生课，要求都很严格，我不会因为学生要“评教”就降格以求，那实际上是害了他们。有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很怕上我的课，我就给他们说：如果连这个课都过不了，你做论文怎么通得过？我的课每次都是我自己亲自监考，所以学生上我的课绝对不敢弄虚作假。我的体会就是你对学生要求越严格，学生对你更尊重。你放松了，教学效果就会一团糟。
08
母校风雨六十载
陈：作为首届学生，您可否再谈谈对学校最深的印象是什么？
张：要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学校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起步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六十年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，非常不容易！
除了《通知书》上“四川石油学院”这么个校名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
我们58级学生里面，成渝两地的学生最多。记得高考前，川大、电讯（现今电子科大）、川医（即四川医学院，后改华西医大、再后来与川大合并）、川师（现今川师大）等大学都把我们这些应届考生拉到学校去参观，还请我们吃了一顿晚饭。当时，我们看到这些大学很漂亮，伙食也很好。后来接到四川石油学院的录取通知书，就憧憬着四川石油学院一定也是很漂亮的。
1958年9月底离家出发，在路上折腾了五天。在石桥住的那晚，几个女同学就哭起来了，主要是因为第一次离开家，觉得和家里反差太大了，家里条件再差也比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小旅馆的大通铺上好。到了第二天下午，一些男同学也哭起来了，说回去吧。学校派来接我们的一个年轻老师赶紧召集大家一起开会，安抚大家情绪，勉强留住了我们，同学之间也互相鼓励打气。
经过千辛万苦到了南充西山坡。下车后，带队老师说到校区还有几个小时路程，就雇了一个架架车帮大家拉行李。那个车破，路又不好，拉车的师傅在前面拉，我们几个学生在后面推，过西山坡时我是用脑袋顶着车往山坡上拱的。到飞机坝时天已经黑了，找到一个老乡问学校怎么走，老乡叫我们一直往前走，又走了一阵，看见有个野战部队的临时营房，说这就是学校。到处黑灯瞎火的，又累又饿，也没有人安排我们吃饭，就摸黑进了屋；屋里也是黑咕隆咚的，模模糊糊看见一排一排的行军床，上面已经睡了一些人，我就稀里糊涂地把被子往墙角一扔，倒床上睡下了。第二天起来一看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个部队营房，路都是烂泥路，连碎石路都没有。
因为营房是临时借用的，我们59年就搬到了军分区，条件好点了，到军分区后有简易教室了，就开始上课；有了自来水、水泥路；住平板房，大通铺，十几个人一个房间，男生女生都一样。但是电很缺，用煤油灯还是常态，学校每天下午给我们每人发一小墨水瓶的煤油，这点煤油只能点到晚上十一点过。晚上点灯上自习、画图，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，每个人鼻子眼周围一个黑圈圈，煤油灯熏的。
陈：58级学生到最后毕业时有多少人？
张：当时大家报到后也是有点失望，有少数同学实在不愿意待在学校，家里条件比较好点的，就回家了。当时，我们58级学生进校时600多人，从学校毕业时只剩四百多人，加上送到校外培训的一共有500人的样子，大约有170名学生离校了。
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：第一是学习上的，当时如果有几门课没过，那么就直接退学了，连补考的机会都没有；二是政治上的，所谓拔白旗什么的也清退了一些；三是身体上，生病，浮肿得很厉害，没办法而退学了。我们到南充才一年就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，就开始饿肚子了。我们都是饿着肚子学习，饿着肚子劳动，饿着肚子搞“运动”，非常苦。
09
一件让我们师生自豪的事
59年学校发生的一件事，让我们师生们很自豪。我们住的飞机坝营房野战部队要用了，要我们搬走。马院长带着人去找了成都军区的司令员贺将军，他们是战争年代的老搭档。当时马院长讲了学校的情况，有两个问题：第一基建上不去，运输跟不上；第二学生没地方住。贺司令员当时就表态：第一，住的地方，让南充军分区想办法；第二，给你派一个汽车团，帮你运东西。就在老院长和贺司令员聊天时，秘书就已经通知下去了，马院长他们还没有回到学校，学生就搬到军分区了，汽车团也出动了。在给学校运材料那天晚上，一眼望不到头的浩浩荡荡盖着篷布的军车把南充老百姓吓坏了，以为要打仗了，说当年解放南充的时候，都没有见到过这么多军车，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是给石油学院运送建筑材料的。部队对我们建校的大力支持这件事让我们感到很自豪。
10
熬过困难时期
陈：作为学生，离家又远，您与同学们是怎么度过困难时期的？
张：当时我们同学基本都吃不饱，极度缺乏营养，学生几乎全都水肿。有的条件好的，家里寄来钱了，就去城里买几斤水果糖或者软糖，一口气就吃完了。一些同学，因为牙膏有点甜的，也就直接拿来吃了，基本只要是能吃的都吃了。有家境很困难的同学冬天衣服单薄，腰里捆着草绳，捧个大碗，打着赤脚。
到了冬天，学校没有澡堂,洗澡要花钱到城里去洗，所以一个冬天都没洗澡。后来发现痒得很，把毛衣服脱下来一看，全是虱子，也没有多的衣服换，到了春天就用水泡了几天，权当消毒了。我们矿机专业九十几个人，只有三个从部队专业回来的同学有手表，当时三个班，刚好一个班一个，就靠着他们来掌握时间。60年暑假，全校师生义务留校参加基建，那个暑假我们参加修起了地质楼和几栋教工宿舍，到了60年下半年我们才有了自己的校舍。
11
学生眼中的马载院长
陈：请谈谈您与同学们对马载院长的印象。
张：老院长对同学一点架子都没有。困难时期，大家都水肿，而像马院长这样的高级干部，他和我们一样也水肿。他是四级干部，是有特殊补贴的，有一些保健品，他从来不自己享用这些组织发放的保健品，都是分发给生病的同学，浮肿的同学，因为保健品都给学生了，自己也营养不良。他还亲自到食堂检查学生的伙食，想方设法让学生能吃饱。
老院长对我们学生太好了，就是对干部要求太严格了。当时学校基建任务很重，有次他在全校大会上点名批评当时主管基建的领导，说：“作为院领导，学校基建上不去，你在负责基建，你怎么也八点才上班？”，我们学生都很惊讶，该领导在我们学生的眼中也是一个很负责，并且和蔼可亲的领导。因为马院长自己每天五、六点就到工地去，帮着民工拉车，搬东西，所以他点名批评那位领导怎么八点才上班，其实八点才是正常的上班时间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要求干部特别严格。但是他和我们学生以及普通老师，职工的关系特别好。马院长离开学校时，同学们和老师们自发夹道送行，都留着眼泪。他对干部特别严，对同学特别好，这就是他的特点。
马院长抓工作很全面，德智体全面抓，我们的文工团表演他都是亲自过问。当时，我们学校的排球队、足球队都是南充地区水平最高的，经常代表南充地区去省里面参加比赛。我们的文工团与南充地区文工团相比也毫不逊色，我们的观众往往更多，南充的剧场第一次使用都是我们学校的文工团表演的。
当时学生中既是班委又是学校文体尖子的情况很多、很普遍。不管足球队、排球队、乒乓球队还是文工团，每个队员都必须把学习搞好，你有挂科或者补考就不能呆在里面；并且，不管你再厉害也要有集体的观念，不能有“老子天下第一”、“离了老子就不行”这些东西。这一点我认为罗平亚同学做得很好、就是我们的榜样，罗平亚就是在南充“舞凤山燕儿窝”我们学校的这片热土上打拼出来的“本土原创”院士。他从来不把个人的东西看得太重，对老师、同学、校友都是一往情深，从没有一点傲慢的表现。
我觉得德智体全面发展这个话，到现在来看都还是对的。我也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文体活动，因为你参加这些活动，是给集体增光、为学校增光，所以学生也很认可。我不仅是专业课教师，也是体育学院的外围成员，以前学生参加乒乓比赛，我既是教练也是带队老师。
李直副院长负责教学，抓得很认真、很具体。比如《高等数学》，从头到尾抓教学质量，全程跟班听课，每个系都去听。其他院领导也都是每个系每门课都要去听。王庭礼副院长也很好，他是从重庆石油校调过来，天天都在基建工地现场。当年那些干部对工作很负责，对师生也很和蔼可亲，领导、老师、学生的关系特别融洽，学校教学、工作情况都是不错的。这也让我们学生的归属感特别强。
所以，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，并且文革中一些师生还因政治原因受到了很大委屈，学生要完成学业，老师要完成教学、科研很不容易。但回想起来，正是这些东西磨炼了我们的意志，而且大家的凝聚力还很高，在那种困难的条件下大家互相关心、互相帮助，同学之间的感情很深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学校的感情。从58、59、60到后来，我们学校独有的校风和精神就潜移默化地形成了。
我们58级学生以罗平亚为代表，没有给学校丢脸，都干得很好。58级和前几届学生里面的教授、博导和高工比例，到现在都是学校所有年级里面最高的，而且很多都是中石油、中海油、中石化里面的高层专家。我们63年毕业，那时人家不知道四川石油学院，只知道有北京石油学院。我们到现场一段时间后，人家的评价是四川石油学院的学生劳动态度好；但是几年以后我们这批人就起来了，主要是技术上站得住脚，一点不低于其他兄弟院校。我们学校八十年代的腾飞，可以说和之前形成的校风和大学精神是有密切关系，就是那个时候的精神传承下来了。石油部对我们的评价是“鸡窝里飞出了凤凰”。
（本文已经张明洪教授本人审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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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明洪，生于1941年，四川成都人，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学术带头人。
长期从事机械工程、振动与动态测试、泥浆固控设备等方面的科研与教学工作。尤其在泥浆固控装置和动态测试技术方面有较深的造诣。长期工作在科研、教学第一线，在承担科研工作的同时，从未脱离过教学。已发表专著《钻井振动筛的工作理论与测试技术》、译著《机械振动学习题集》、教材《设备工况监测与故障诊断》等11本，论文《泥浆振动筛的动态测试》、《平动椭圆振动筛原理》等130多篇，计三百五十多万字。
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专家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审专家、教育部科技成果鉴定专家、全国高校机械工程测试技术研究会常务理事兼西南区副理事长、中国振动工程学会动态测试专委会常务理事兼西南区秘书长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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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石大档案
图文：档案馆
排版：杨暾
责编：张宝玲